据统计,微博月活用户超5亿,其中“90后”及“00后”用户占比超8成。在社交代沟几乎为零的年轻化圈层中,用户可以随意“抛梗”,暂时放下现实生活中的社交法则,在陌生网友面前“发疯”。
“我只是不发朋友圈了,
在微博上我可是一天能发好几条的话痨。”
因此,相比于以“熟人社交”为特点的微信,微博平台能让用户更无拘无束地表达真实的自己,用户也能通过关注熟人微博,从而与其建立比现实生活更亲密的连接。
由此也不难理解,微博开放访客记录为何会“哀嚎遍野”。微博此举与它的最初平台定位背道而驰,微博作为一个自由交流和弱连接的平台,曾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相对隐蔽的空间,让用户可以在陌生人的空间中自由表达观点而不担心被现实中的人发现。如今的它却一手打破和用户的“潜在约定”,不仅收回了用户平等“窥视他者”的权力,还利用用户隐私的后台数据获取经济效益。
起初,大家都在微博心照不宣地相互窥视秘密,而当平台以会员制将人们的窥视行为“阶级可视化”后,原本看不到或不在意的社交关系被赤裸裸揭开。
“谁能懂在访客记录看见自己导师时的尴尬,
再也不敢在互联网发疯了。”
“才发现我的小学同学一直在视奸我微博,
别太离谱。”
我们本想在虚拟世界中逃离现实世界关系的约束,但当虚拟世界中原本透明的数字脚印逐渐清晰时,虚拟与现实的社交关系交杂过度,从而使用户有种被平台“背刺”的愤怒。
奥利维亚·苏季奇的处女作《同情》中有句话是这样写的:“我站在人行道上思考:在现实生活中追踪别人的生活是否也合情合理。” 社交数字化在方便用户间建立连接的同时,也为人们的窥视行为提供了便利。在没有访客记录前,窥视者的目光对于被窥视者而言是不可见的;当访客记录公开后,被窥视者可以感知到窥视者的目光,窥视者也能意识到窥视行为被察觉所带来的后果,从而使得用户在“窥视、反窥视、自窥”的新机制下逐渐焦虑。
想象一下,当你在微博上写下不想被熟人看到的心事时,突然从你的访客记录中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或许是你的亲友、同事、老师,甚至是你的前任或暗恋对象。很难不纠结以后这些内容是发还是不发?这种窘迫感就像是自己私人的小天地一直被他人盯着。
库利曾提出“镜中我”的概念,即:人们通过观察他人眼中的自我,来对自我身份进行再确认。微博曾为用户反观自我提供了较为隐蔽的场所,而开放访客记录,无疑加重了用户的自我反观。我们在他者的目光下再次审视自己曾发过的微博内容、主页的关注列表、曾经点赞过的微博,通过自我整饰来迎合他者目光的“裁剪”。
此外,用户也会更谨慎地对待自身的窥视行为。我们原本只是偷偷透过猫眼往门内一瞥,平台却自作主张地为我们留下一张“XX到此一游”的字条,“被迫暴露”的恐惧使我们陷入“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尴尬境地:被有点讨厌的同学知道自己在偷偷观看人家的生活,整个人自此之后就比对方矮了一头;被前任发现自己在暗中窥视人家的新恋情,自己很难不陷入被对方洋洋得意地误会的窘境。
原本大家可以相安无事,你光明正大地分享生活,我时不时出于好奇心理偷看一下。访客功能一出,对别人的在意和关注直接被摊开,这不仅是社交心态上的折磨,也不禁让人觉得有失体面。
在《皆大欢喜》中,莎士比亚将世界比喻为一个舞台,芸芸众生,皆为演员。在社交媒体时代,用户们应接不暇地在一个又一个舞台上进行自我展演,并需要对自己主页的展品进行动态的、长期的管理,以保证展厅之中的展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有网友宣称“本博主一般不会删除在喜欢的美女主页的访客记录,大大方方地频繁来访”,通过坦诚的自我披露拉近与网友间的社交距离;“如果在访客记录里看到我请假装没看见,我只是一个爱随手乱点的网友,绝对没有视奸或其他恶意”,通过为自身的媒介行为正名来降低社交羞耻;“福尔摩斯们,快去访问记录里拉黑仿号骗子”,通过超越窥视的规制,创新性使用自身的财力特权。
无论是对自身窥视行为的阐释还是对窥视特权的驯化,都体现出用户对可见性控制边缘的试探,与对自身媒介形象整饰的重视。
“早上8点前,记得删记录!”会员制的可见性操纵并不仅局限于可见性的强化,也为用户赋予了自我消除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会员功能的可见性权力性质对比来看,VIP功能中只有少部分指向增强自身的可见性,而SVIP与VVIP则有监视他人的可见性和弱化自身可见性的功能。因此,弱化自身可见性在财力的二次分化中成为更高的监视等级。
阿兰·威斯丁认为,“消除”是指人们通过物理距离或信息披露意义上的撤回和退缩,来实现自我隐私保护的行为[2]。社交媒体中的自我消除,包括用户对于数字物的删除。作为个体数字物的访问痕迹,一旦被积累,就会慢慢成为个体数字身份的一部分。
为了达成社交媒体上自我呈现的一致性,即个体置于展览厅中的痕迹,被要求与当下自我保持一致,众多网友在光明正大地对其他用户进行窥视后,又会灰溜溜地主动扫除自身足迹,以保持自身的社交人设。
“就像上完厕所要洗手一样,
视奸完删记录是当代人的社交美德。”
窥视留下的访客记录犹如一把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用户们不得不在维持数字身份体面的压力下谨小慎微。
“我和周围的朋友都达成共识,我们不会去花这个钱,这件事就当在我们这里没有发生过。”
有网友发微博呼吁大家都去抵制SVIP,大家都不花钱,那大家都能维持平等的现状。然而,面对一座座新矗的监视高塔,我们很难不去在意隐蔽角落的目光,并在想象的目光下对自我披露的信息进行精心裁剪,或是在社交压力下逐渐失去表达欲,想说的越来越多,敢说的却越来越少。
“微博吃相未免太难看,卸载了。”
“再也不想玩微博了,大家快关注我小红书。”
当自我抑制趋于临界,部分网友会选择其他功能类似的社交平台,从而主动结束在微博平台的窥视游戏。然而,当我们按下暂停键后,窥视是否就此终止?还是以更为隐而不彰的形式悄然赓续?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2] Westin, A.F.(2018). Privacy and Freedom. NewYork, NY: IG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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